备战生猪期货，近距离走进我国生猪产业

生猪期货渐行渐近

生猪作为我国最大的农业品种，市场规模早已超过万亿元，产业链自上而下涉及饲料、防疫、饲养、屠宰、流通等领域，关联企业达数万家、涉及人员逾亿。

然而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剧烈且较为频繁。与之相关的猪肉价格的波动，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也存在着很大的影响，有人因此将CPI戏称为“China Pig Index”。

生猪期货的功能作用

功能一：规避价格风险

在中国，生猪价格存在着一个长约四年的周期性波动，这种经济现象也被称为“猪周期”。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生猪价格形成了四个较为明显的周期，其区间价格涨幅分别达到过65%、183%、113%和83%。

针对中小养殖场抗风险能力弱、资金链容易断裂等问题，生猪期货具备的套期保值功能，能够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风险转移工具，对冲“猪周期”期间生猪价格大涨大跌的潜在风险，保护养殖者利益。

另一方面，生猪期货的价格可作为未来某一时期生猪价格变动趋势的“晴雨表”，预期未来现货市场生猪价格的变动情况，更好地指导生产，稳定生猪价格。

功能二：健全期货品种

生猪期货的上市，有助于与占生猪养殖生产总成本的70%以上的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的期货市场形成联动，建立健全农牧产品期货体系，形成饲料原料和生猪饲养的套利关系。对于期货投机者而言，生猪期货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盈利的可能。

功能三：反哺现货市场

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市场呈现大而分散的局面，全国约有5000万家养殖企业，而行业中三大巨头，温氏、牧原、雏鹰，其2015年的出栏量总和也仅占当年总量的不到3%。对比美国，自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于1966年开始生猪合约起，其猪肉行业历经整合兼并，最终只剩下几家大公司控制供给。

生猪期货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合约，推出之后将在客观上提高我国生猪质量与品质，保障食品安全；同时进一步推进规模化生产，加快生猪产业整合，促进生猪饲养标准化、规模化。另一方面，大企业的标准化生产意味着对价格更稳定的控制，有助于平稳价格波动。

纵观中美两国生猪期货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生猪期货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展相关调研，到之后一再被提上议程，虽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但也堪称曲折。

生猪期货为何迟迟不来，上市过程中又面临哪些阻碍？

一：标准化难

由于我国的生猪生产大而分散的局面，以及生猪生产地域性所带来的交易半径限制，造成了生猪品种、品质上的较大差异，生猪品种、重量、膘厚等指标实现标准化也并非易事。这些差异给合约设计中交割品级的设定带来了难度，而在合约推出后的实际交割过程中，有多少生猪产品能够达到交割标准，同样是个未知数。

二：交割困难

生猪期货作为一种畜牧与鲜活农产品期货，不同于传统的耐储藏期货品种，在进行实物交割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更多的操作障碍和风险。比如活体运输过程中生猪的储藏问题，以及较为棘手的生猪疫情传播风险。

不妨向其他国家“取一取经”。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生猪期货合约上市，当时的交割方式为实物交割，等到上世纪末，合约标的物又由生猪变成了瘦肉猪酮体，交割方式则变为了现金结算，期间有超过30年的时间以生猪作为标的物。除此之外，德国汉诺威交易所（RMX）和韩国交易所（KRX）也仍有瘦肉猪期货在交易上市，且两者自推出起便采用现金交割的方式，结算价格主要取决于现货价格指数。

其实这些阻碍在其他国家多多少少也存在，但并没有影响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国家最终推出生猪期货。

事实证明，1966年2月生猪期货在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上市后，进一步加速了生猪产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整合。至30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70%的生猪质量都能够达到期货交割标准。在我国其他品种期货市场上，也可见到类似收效。

影响生猪价格主要因素汇总

1、疫病

疫病是造成猪价短期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打破1999年-2003年收敛型猪价的正是那年的禽流感疫情。根据农业部的疫情统计显示2006、2007疫情重，2009年次之；2011-12年生猪累计发病次数虽多，但发病动物数少；2011年以来疫病较少，基本无大疫情，生猪供应持续增长。猪肺疫、猪丹毒、猪瘟、蓝耳病发病数及次数较高，虽然只是零星发生，但依然需要注意。

2、政策

我国关于生猪的政策非常多，大致可以分类为如下几大块：养殖规模化（包括促进生猪生产的各项补贴制度）、稳定生猪价格、疫病防护以及环境保护。

关于养殖规模化方面的政策

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确定了包括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生产初步实现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利用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在内的总体目标。我国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都是从提高能繁母猪的生产开始，从优质配种到母猪保险，是从生猪生产的源头上进行把控。

关于稳定生猪价格方面的政策

促进养殖规模化有利于生猪生产、生猪价格的稳定，故两方面政策有重合的地方。07年出台稳定生猪发展的意见（宏观），09年底第一次制订《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11年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12年正式出台《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各项规定是基于09年底的预案）。

关于疫病方面的政策

疫病方面的政策具有较高的滞后性及效果不显著性。在经历了03年、06/07年、09年三轮严重疫情后，国家才于2012年出台《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该规划计划到2020年，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6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制定考核标准，其中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

关于环保方面的政策

环保方面的政策出台较晚，2010年之前主要涉及卫生防疫、粪污处理等方面，直到2014年才正式出台了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后期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新环保法，一方面提高了养殖成本，二是加速环保不达标的小型养殖场户退出，提高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水平，三是引导生猪规模养殖向中部、东北、西北等土地资源丰富、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区转移。

3、其他

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对生猪价格造成较严重的影响，下面列举了部分事件。大部分突发事件，如宏观方面的黑天鹅事件，对生猪价格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天气、气候方面通过影响母猪生产、仔猪存活率等，进而影响生猪存栏以及生猪价格。此外，能较直接影响生猪价格的就是冻肉收储及抛储政策了。而这个政策不可避免的需要提到《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2012年第9号、2012年5月11日）中的相关规定。这块更深入的挖掘，但因时间有限，并且收抛储的量非常小，大多数时候只是提供了一个市场信号作用（猪价过热时抛出储备，生猪数量过多时收购冻肉），故在此只稍微提一下。

全国肉类结构变化趋势

1985年—2000年，猪肉大幅下降，降低20个百分点；禽肉明显增加，提高11个百分点；牛羊肉小幅增长，增加7个百分点。

2000—2014年以来，猪肉缓慢下降；禽肉稳步增长，已达到20%以上；牛羊肉基本稳定在13%左右。

生产总体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2000-2014年，生猪年出栏由51862万头增至73510万头，增长41.7%，年均增长2.5%。

猪肉产量由4238万吨增至5671万吨，增长33.8%，年均增长2.1%。

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不断提升。2007—2013年，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

区域化布局优势显现，优势区域猪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

良种繁育体系初步完善

初步形成以核心育种场、资源场、扩繁场为基础，遗传评估中心、改良站为支撑，质量检测中心、公猪站为保障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遴选出74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核心群种猪达12万头。

地方品种保护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确立国家级猪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50个；实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项目，重点对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品种进行保护；以地方猪品种为素材，成功培育了24个优良品种（配套系），满足市场多元化、特色化消费需求。

生猪生产形势

2009-2015年监测村生猪存栏变动情况

生猪存栏连续六个月保持下降态势，生猪存栏已明显低于近几年同期水平。

2009-2015年监测村生猪出栏变动情况

2009-2015年监测村能繁母猪数量变动情况

2015年3月，能繁母猪存栏86.43万头，同比大幅减少15.31%，环比减少1.66%。能繁母猪存栏较最近一个周期内各年度同期平均水平低16.52%，从2008年以来历史数据看，生猪产能已降至相对较低水平。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畜产品供求发生变化，由消费主导。

2、养殖成本不断攀升。饲料原料、人工、水电等费用呈上涨态势。2009年以来，生猪养殖成本增加了将近40%。

3、产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户分散养殖仍占主体、中小养殖场户饲养管理水平不高、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比重仅41%。生产成本偏高、养殖效益不高、价格涨跌幅度大。

4、生产性能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生猪产业的良种化水平、单产水平、科技支撑还比较落后。

5、资源约束破题困难。金融服务与生产需要有差距，贷款难；生产发展受资源限制，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等。

6、环保压力日益增大。《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畜牧业污染防治提出更高要求；养殖规模与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种养结合不紧密，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研究滞后。

7、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疫病多发，重大疫病时有发生；防疫机构不健全；防疫力量薄弱。 既影响消费，也影响养殖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