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霖：责任于我而言，是无法逃避的宿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他受命前往新加坡，执掌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一举扭亏为盈，净资产一度达到他接手时的852倍。

2004年，公司遭遇巨亏，他个人也遇到了人生中的巨大挫折。作为公司高管，他在新加坡做了1035天的牢。这段时间，他从86公斤减到68公斤，看了几百本书，采访了很多狱友，还写了书。

有很多次，他可以逃脱牢狱之灾，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直面自己的责任。他，就是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九霖先生。

以下是陈久霖在现场的演讲实录：

谈到责任和担当的时候，我感到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作为一个人而言，作为一个企业也好，我觉得有担当、有责任，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也有很多的名人讲到责任和担当的内容。比如丘吉尔说过，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咱们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关于社会责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命题已经搞了11届。当然我们会看到它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有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呢？刚才主持人讲非洲大象的问题，因为有暴利，所以去杀生，去取象牙。我们再看看，今天也好，前几个星期在东北的高度雾霾也好，这是我们不去担责任，不履行责任的后果。

我们看到经常走的路，经常挖了铺，铺了挖，这是履行责任吗？我们看企业有多少人承担责任，有多少人因为不想承担责任跑路了？我们再想，我们有一些企业，有一些个人签了责任书也好，毁约过没有？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有的企业连定金都打好了，最后还要毁约，这种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比比皆是。因此我说，谈责任与担当太沉重。

当然我今天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谈这个问题，我想讲的是，作为一个商人，我如何践行了我的社会责任，分析我的故事和经历。

2004．9．30~2004.12.1

责任，有时也是宿命

大家知道当前的油价从100多美元一桶到40多美元一桶，有很多做石油的企业因此遭受亏损。

2004年我遇到一个比现在更惨的时期，当时油价从20多美元一桶一年之内涨到50美元一桶、60美元一桶。因为当时我们做了石油衍生品，油价一下子把我们企业的账面亏损到历史的高度，其实在此之前，美国的高盛给我们做过咨询，提供过书面的预案，说我们的财务能力能够承受今后若干年的油价的波动，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我记得当时我是在韩国度假，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油价大幅度的波动，企业出现严重的账面亏损。我从韩国赶回新加坡了解情况，有人给我提供了咨询意见，说陈总这个事情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现在可以立刻辞掉CEO的职务。

我想过，但是我没有做，我认为男子汉大丈夫不应该为当前的困难所压倒。但是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

我从韩国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公司有关负责人开会，我面对着一个平静的会议现场，但心情很难平静，想砸破玻璃跳楼。我没有这么做，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当时有媒体讲到“陈九霖为何不自杀谢罪”的时候，我立即予以反击，我说自杀恰恰是不负责、没有担当的表象。

这件事情之后，我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来回奔波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就像有人说有时候是宿命，我的宿命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最后，我以牺牲我自己而承担了这个责任。

2004.12.5~2004.12.8

承担责任的道路总是崎岖的

事情发生之后，国务院国资委还给新加坡法庭写过一封信，提到陈九霖在这个事件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减少损失，都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切身利益。因此，国家把我调回国内，继续担任中国航油集团的分管方面工作。

12月5日，我接到新加坡方面的通知，要求我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也有很多人给我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其中有一个新加坡的富商跟我打电话说，陈九霖你千万不要回来，因为你要回来凶多吉少，你可以请求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来协调。

而且，当时我母亲是第六次中风，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我新加坡的朋友告诉我，你可以以这个理由不要返回新加坡。我没有这么做，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如果没有协助调查，这个事情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我还是毅然决然返回新加坡，去承担一个男子汉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离开北京机场先飞往武汉，因为我要看我的母亲。飞机上有很多记者坐我旁边跟着，华尔街日报记者提前赶到我的老家。但是我回去以后，只是双腿跪在母亲的面前。我说妈妈对不起，忠孝不能两全，我只好回到新加坡，我把新加坡的事情做好之后，回来再全心全意的来伺候您，希望您多活一些时间，等待儿子的归来。

到了新加坡之后，12月8日凌晨，在我还没有接受调查、没有被问话的时候就把我逮捕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个不要问我，你问我上级。我说你告诉我你上级的电话。他说对不起，他没有。我说你给我逮捕证。他说没有，我只好配合。

2005.7.16~2015.8.15

孝义不能两全

就在我的案子受积压的期间，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妈妈离开了人世。

这时候我有什么可做的？我只好买来纸钱，买来香，跪在地上，给遥远的妈妈烧香、烧钱，同时我请求新加坡当局及时放我奔丧。

中国政府说新加坡应该体现人道主义，但是新加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等到2005年7月30日，才批准我回国，那时候我妈妈已经入土为安。我回来之后，只能跪我妈妈的相片前，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为了承担责任，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个时候，我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祖国给了上千万的资金做抵押。很多人说，陈九霖你可以不回去了，因为资金的抵押不是你本人的资金，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所以你不要去承担那个责任。

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回去。离开武汉机场的时候，我借用了一句古诗，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我为了承担责任把生命抛在脑后，但是讲到这些，我没有更多的要说的。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道德高点的人，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商人应该做的。

老子的一句话，叫“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今天我在这里有很多人在这里讲社会责任，我觉得既正常又是不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道德底线，还用在这里搞第11届会议吗？

来源：陈久霖、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