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人民银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综合运用中央银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调控,适当回收流动性,抑制了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的势头。2003~2007年,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了外汇占款所投放流动性的大约80%。其中,2007年是调控力度最大的一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货币政策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中融投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营造了中融投适宜的金融环境。
中国经济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人民银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综合运用中央银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调控,适当回收流动性,抑制了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的势头。2003~2007年,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了外汇占款所投放流动性的大约80%。其中,2007年是调控力度最大的一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加深,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一些金融改革发展任务被迫暂停,首要工作是配合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将全年新增贷款预期目标提高至4万亿元左右,指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总量,并与结构优化相结合,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后重建等倾斜;综合运用多种工具,采取一系列灵活、有力的措施,及时释放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帮助中国经济在2009年率先实现企稳回升。
对于应对危机的临时性刺激措施,出拳要猛、收拳也要及时。考虑到中国易热不易冷的体制特征,宽松货币条件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随着形势好转必须果断决策,适时调整政策取向和力度,及时退出相关刺激措施。2010年10月,周 小 川行长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指出,“根据我的观察,在2009年第二季度,基本上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但这种复苏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在2010年初期,我们很快发现了超调问题,并开始反方向调整,先后三次上调准备金率,以收缩经济中的流动性”,并且强调“如果刺激措施的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超调问题,如果力度不足,就可能导致经济复苏缓慢”。
探索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宏观不审慎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次危机的破坏性如此之大,其中一个原因是危机传染的渠道发生了很大变化,如金融衍生品市场缺乏清算机制,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发散非常快。另外,这次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为此,需要引进一些逆周期的因素,增强系统稳定性,如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以及更高的流动性要求,同时也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管理,建立中央对手方等。这些措施在概念上被命名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提法在国际上被写入了G20文件,在国内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连续几年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银行较早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在扩大内需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人民币贷款快速增长。人民银行对此高度关注和警惕,提出应按照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原理设计新的逆周期措施。2010年,人民银行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相联系,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当时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有些事还有争论,201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此后,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将全口径跨境融资纳入宏观审慎管理。从实践来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促进金融机构稳健审慎经营、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向全球输出了中国经验。